|
主持人：卢教授是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下面有请卢教授发言。
卢进勇：我就说两句话，也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第一点，宗庆后这个人我还真是见过一面，有一次他好像是娃哈哈的，不光搞饮料，好像还有一个大酒店也在搞，就是隆福大厦这边。最近我跟我们学校的几个老师又去吃了一次，那个老师是杭州人，他愿意去吃。最早一次我去参加论文答辩，去吃了一次，吃完以后宗庆后出来了，还聊了一会儿。用 我们的话就是貌不惊人，当时我的直觉就是娃哈哈现在不光是搞饮料，是多元化，大酒店也搞，据说还有别的产业。
我也是因为最近事比较多，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这个事情。我就根据以往的一些经验，做几点分析，第一点，我觉得应当分清这次并购中企业和政府的行为，或者叫做企业和政府的职责。因为这一次达能想并购娃哈哈的一些股权，这个事儿现在媒体也在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和政府的这种职能分工或者是行为是不一样，比如当地政府，还有比如商务部都对此做了一些表态。我觉得这个表态应当还是对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政府的表态是对的。因为这次并购严格来讲还是一个企业行为，即使说它涉及到一些知名的品牌，我们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来保护。我们去年是9月份刚刚通过了一个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管理规定，由原来的20多条到现在的60多条，应当说当时的考虑也是比较全面的，包括老字号的都在里面。然后并购到什么情况要报告，市场份额达到什么情况要进行限制，都有规定。第二，商务部还专门出台了一个中华老字号的规定，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布局。由于有了这些以后，作为政府就应该按照法律去做，为了塑造一种良好的形象，为了营造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能说出了一档事以后，又弄一些事。就看原来的法律法规，尤其是新公布的。不能说就娃哈哈这件事儿，法律又得改一改，我觉得得适当，不然政府变得太快了。所以这件事首先是一个企业的行为，是一个合资企业双方的一种矛盾，一种纠纷，要增加控股权，一种反对增加控股权的问题。政府要按照政府的法规，按照政府的职责去做。
现在我有一种感觉，宗这么做可能有几种考虑，第一种考虑，他的策略，我把一件事给捅出去，我让整个社会的舆论，让政府的立场，让我的经销商，我的代理商，我的职工都向着我，舆论向着我，政府向着我，我的整个经销商队伍、职工队伍向着我，有可能是一种策略。因为宗也是一个著名企业家，从一个很小的企业把这个企业做到这么大，没有两下子是做不到这一步的。第二个，也许是他的一种求助，他现在确实不想把这部分让出去，不想失去他的决策权，不想失去他的这个品牌，所以他的压力，他的痛苦，所以他是一种求助行为。如果是他的一个策略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企业家就需要各种各样的策略，你媒体被忽悠了，那是你媒体的事儿，你政府被我利用了，那是你政府考虑不周全。如果确实是一种诉求，或者说是一种要求大家给他一种帮助，一种求助行为，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是企业行为，按照企业合同，按照法律来做。是政府的事儿，政府按照法律该怎么管怎么管。
第二点，我个人认为在这次并购活动中，娃哈哈这个集团，或者娃哈哈的行为，还是应该按合同去做。因为你是一个合资企业，你签订了这个合同，这个合同好像是50年，至少还有效。在合同有效期内，咱们按照合同做。如果说有纠纷，首先咱们先双方磋商，如果磋商解决不了，我们就仲裁。仲裁还解决不了，你可以打官司。
张玉卿：打完仲裁就不能再打官司了。但是一般在合同当中，通过仲裁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是说实在的，我很欣赏浙江反映都不错，但是我怀疑他们在律师这方面，可能还是不如北京这么强大。
卢进勇：他可以到北京来找。
张玉卿：就跟医生似的，你活的岁数越大，你见的病人越多，你的经验就越多。就跟教授似的，你再聪明，再有本事，刚30岁，就当了终身教授，但是跟60岁、70岁的教授比，你怎么也不如他，他教的课多，遇到的问题多，能给你回答问题。
卢进勇：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国外也有一点，但是我们正在追赶。我觉得北京的律师多，大律师多，另外做学问，北京信息也多，但是办企业不一定了。 第二点，在这次收购过程中，企业的行为到底该是什么行为？企业该怎么做怎么做，按照合同去做，如果有争议，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第三点，在这次并购活动中，政府的行为，大的方面因为有法律，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若干并购案例里面，纷纷暴露出若干问题，你可以进行总结，进行分析，而给完善起来。但是政府应当密切关注这些变化，因为我们的市场是法国公司在进行市场的战略布局，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些战略你开始不知道，你是通过他一个一个的并购案件，一个一个的实例然后总结发现的。我为什么建议政府要关注？因为在这个苗头里面，可能有一些要占领中国市场的战略，这个政府要通过这些事分析出来，要及时地总结，然后为我们以后制定相关的管理规定，修改法规，甚至对企业进行一些适当的支持等等做一些准备，因为这个时候后面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第四点，中国的饮料行业，我觉得到了应当塑造更多中国品牌的时候，因为我们岁数稍微大一点的，确实走过了这20、30年中国饮料品牌没得太多了。原来多少品牌都没有了，我们说这个话包含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我们还留恋我们自己创出来的那些牌，不容易，比如过去大家常讲的北冰洋，还有一些啤酒品牌。这些品牌确实创出来不容易，而消失得有点可惜，所以我们要重视自己品牌的扩大和创新，第二个，这些品牌的消失不一定是外资给弄没的，有的是企业自生自灭，有的是企业不注意保护品牌，有的是企业最后倒闭品牌就没了等等。有多种原因，但是也有一些品牌是因为跟外商合资，被人家遏制，或者被人家吃掉，或者被人家闲置起来。为什么我讲现在中国饮料行业要多点自己的品牌？现在有我们自己的品牌，有的说品牌在中国就在中国，有的说我们还有股份就算我们的，也有人说你被人家控股就是人家的。
张玉卿：我挺倾向你刚才说的观点，如果在中国注册的，在中国生产销售的，还应该算我们的品牌。因为说实在的，在部里的时候，我曾经直接参加过跟外国人谈过很多次的判，德国的一个品牌，你这个企业应该怎么怎么批了，美国人出来以后，说我们什么研究什么，已经超过法律界限的。这个企业现在已经在我们美国呢，这个企业在我们来讲，我们就视为是美国企业，所以不管是谁拥有。
卢进勇：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国的饮料市场非常大，成长速度也非常快。这里面我们完全可以多塑造点自己的品牌，而且饮料的科技含量不是很高。更多的可能就是广告的效应，另外营销的渠道，以及一定质量的保障，然后市场就上去了。像我们小时候最多带一瓶白开水就不错了，现在都是喝饮料。
张玉卿：台湾的康师傅在中国发大财了。我去台湾的时候，是96年，然后统一是搞面粉的，那个人叫高清远，蒋介石的小徒弟，在桌子上请我吃饭的时候就说政府不让我去，让我去了以后，能有康师傅的今天？在台湾就听不到康师傅的名字，到大街上去，就像美国的加州牛肉面大王一样，看不到它的名字。
卢进勇：我倒觉得作为媒体，应当分析中国现在饮料这一块，包括啤酒，因为啤酒也是饮料，啤酒、白酒、矿泉水、果汁饮料，还有碳酸饮料，前五名，到底是合资的，还是国营的？
何伟文：是不是外国的？还有民族的，什么能代表民族？
卢进勇：这个要分析一下，在当地注册的算不算？我觉得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登记注册就应当算是中国的企业，法律上就是中国的企业，感情上你可以有其他的考虑。但是经济是认法律，不认感情。第五点，我们被跨国公司在中国开拓市场的策略或者叫做战略，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这样几种心态，第一，我们要学习，不是一见到在中国开拓市场的东西，就整个比较厌倦，你看又占领了我的市场，又把我的企业并购了等等。因为它是基于上百年的运作经验，第一句话是要向人家好好学习。第二句话，应当适当采取一些防范措施，面对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布局，开始实施中国市场战略。因为你入世以后，你开放，你让我进来的，都是你批评我进来的，合理合法地进来，我进来又不光是到你这儿来喝茶的，我要占领市场，我要跟竞争对手争夺市场，所有的都是我战略的一部分。这两句话包含什么含义？第一句话向人家学习，不要人家这些做法都是恶劣的丑陋的，人家都是合理的做法，我们到国外也要这么干，你不这么干，头破血流，瘸了一条腿又得溜回来。第二点要采取措施防范，不要以为人家来了以后都是朋友，大家一起喝点酒，咱俩合作合作，咱俩共同长大，你一半我一半。人家这是一个策略，这是一个战略，肯定要想办法把你控制，最好能逐渐把你吃掉，或者我借助你的渠道和力量，但是我又没有付出太多，这都是一种商业的策略和手段。60岁的教授和30岁教授不一样，他对课堂的控制以及对学生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缺乏一些经验，可以理解，但是一定要尽快地总结出来，在哪些地方是不对的，昭示出去，我们其他的企业把这些做对了，这也是我们成长中的一种痛苦和代价，但是这种痛苦和代价不要持续时间太长。不要老过河的时候，总重复掉在一条河里，下一次过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包括娃哈哈和达能，整个是有一套中国市场的战略，我们从战略的高度来看，我们应该有我们的一套策略。
第六点，就是教训。我们有几个地方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第一点，要学习跨国公司开拓国外市场的这种比较整体的长远的战略，我们很多到国外去以后，缺乏一个整体战略，缺乏一个长远战略。真正在市场上炼出来的这种能力，那是生存的真能力。第二个，我们以后在这种一些并购、投资的法律方面，应当多加强，不要就靠这种拍脑瓜，我看现在很多的并购当中，企业的领导都是头脑一热。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研究法律的一些陷井，从法律角度做一些研究及布局。第三点，我们的企业通过这件事儿也应当更加强化意识，不要在资金短缺的时候，就1亿元就扔进去了，品牌的成长切不能急躁，切不能短视，就跟研发一样，必须要持续10年、50年弄起来。那个东西是很慢的，品牌还有研发，那往往是花钱见不着什么效应，三五年看不到什么成就。凡是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老调动工作的，一会跑出国，一会回来的，几乎没有什么成就，踏踏实实在一个地方工作，反而有一点成就。那会儿到处跑的，回来以后什么都不是。你得持续在一个方面投入精力，投入金钱，专心致志去做品牌，不能着急，所以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学习。另外一点，企业家要有一点长远目光。
最后我推测现在看来可能有五种解决方案，第一种解决方案，重估已经转让给合资企业的品牌，对已经转让给达能的娃哈哈原有品牌重估一下。第二种可能，用一定的价钱从合资公司把这个品牌买出来，由整个娃哈哈其他公司使用。第三种可能，诉诸法律，保护中方利益。如果你觉得特别吃亏，特别委屈，特别不划算，可以诉诸法律。第四种，拆散这个合资企业，终止这个合同。因为合同还没有到期，你要单方面终止这个合同，你要给予对方一定的补偿。第五个，把达能51%股份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买过来，要全部买过来，就是100%归我，我也可能买5%或者10%，达到中方控股。我想的就是最后可能有这五种演绎的结果，当然最后是哪一种还不知道，就看双方的博弈。
夏友富：我们最近做了几个相关的研究，当时我们对很多产业也是一股战略热的研究，什么应对，什么对策，现在我们真正需要对产业进行研究，产业的战略。最近我们国家做了一个中国产业的战略规划，我们政府协会联合起来，整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都是几个听证会，坐在一起一聊就出来了，这是不行的。大陆搞一个产业链战略规划，人家是政府委托一帮学者搞的对中国十一个产业开放的一整套的看法。现在提出一个概念，现在是应该考虑产业战略，不是“十一五”，要实实在在的。第二个，我认为确确实实要组织专家，知识体系，光靠政府官员，忙得够呛。比如转基因大豆，人家做一个什么事儿，全部找转基因大豆的专家。
张玉卿：西方人在搞研究，搞调查，他绝对肯花钱，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说什么东西绝对有依据，这一点我们确实差距很大。
何伟文：因为平常的话语权不充分，比如美国转基因是非常占优势的国家，但是在美国有一个反对转基因的强大非政府组织，是由130个协会组织的联盟，他一进门就是说这里绝对没有转基因食品。所以如果政府要进行一个决策，或者国会要通过一个议案，只找一些转基因的人，肯定会引起风波。我们的话语权信息不对称，第二个是钱的问题，比如我们有天牛星的问题，美国就专门整治这个，美国农业部给的经费，1200万美金。
主持人：今天要谈的话题很多，大家谈兴也很浓，从上午到下午这几个小时，几位专家各抒己见。首先专家认为达能跟娃哈哈就是一个合同纠纷，不要泛政治化。第二点，执行合同问题，如何解决，两家企业要按照他们的目标去寻找自己的方案。第三点，政府部门对于不太影响国家产业安全的事儿，不要过多干预，法律问题就要在法律范围内解决，但是政府要创造与维护好法律的良好环境。第四点，跨国公司在全国战略下的渐进式扩张战略，要重视国家产业安全，但是也不要太过分，中国企业要好好地向跨国公司学习。中国的企业如果从改革开放初期就虚心地向跨国公司学习，就接受教训，恐怕很多问题早就解决了。另外刚才卢教授还给解决问题开出了药方，提出了几大方案，我觉得从我来说，作为媒体，今天确实是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我觉得我们作为媒体，应该理性地去看待这些事情，而且要好好地学习法律知识，在法律的框架下来探讨这些问题，如果人云亦云，就为了吸引眼球，就是为了炒作，我们就丧失了我们媒体的社会责任，因为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不可或缺的。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各位。
夏友富：不同阶段，国家的经济安全概念是不一样的。
卢进勇：另外企业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
主持人：也要与时俱进。
张玉卿：产业安全、制造业安全，国家经济安全，这些WTO里面都没有涉及到，只有国家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