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章小星

　　“我们所投资的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所在地区不同，缴纳所得税的税率也不同，但有外资成分的一般是15%，如果统一为25%，会上升5-7个百分点。”融勤国际中国研究院院长孙红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税收上升，成本增加，有不满的情绪，正常。”孙红伟笑着说，“比如我们投资做肉食品的企业，按原来的政策走，可以享受很多税收优惠。一旦实行两税合一，会保持在22%左右，跟减免相比，差的不是一丁半点。”

　　在采访中，大部分外资企业都表示，“有能力内部消化。”充满自信的回答背后，要做的策略调整恐怕没有其所言般简单。“不过，5年的缓冲期，要做出调整，时间也够了。”孙红伟说。

　　间接促进产业升级

　　孙红伟告诉记者，政策出台后，在短期或对局部会有些影响，但对整体影响不大。“两税合一”受到冲击最大的，将是一些停留在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这些企业主要赚取加工费，利润微薄，对税收的变动极为敏感。“但对产业而言，是利好。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国可以做，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在这一块引进外资，不符合社会化大分工的要求。”孙红伟认为，一个政策的出台，是从宏观上去考虑利弊，而不是计较某些企业的得失。

　　他认为，通过税收平衡的政策，也可提高中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规避“假外资”和不需要的外资，同时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知识密集型企业过渡。据统计，中国目前吸引的外资中，至少有1／5是“假外资”。有研究资料表明，中国对外资的税收减让及由此造成的税收逃漏每年不下1000亿，这说明旧的引资政策成本相当高。

　　孙红伟说，相比单纯的内外税制统一的问题，更让外商投资者头疼的，反而是人民币管制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税制是软性的，人民币管制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刚性的，是需要外资去整体测算的，对投资外移的影响力更大。”

　　“在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企业总会往最优的方向发展，以耐克鞋为例。耐克大部分是中国生产的。但是，从前年开始，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耐克停止在中国设新厂，新厂逐渐往越南、非洲、南美转移。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影响到了它。”孙红伟告诉记者，一双耐克鞋，支付给中国人的成本是15到20美金，但其市场批发价至少在50美金以上，尽管有如此丰厚的利润，仍然无法阻止它去寻找更庞大的利润空间。

　　外商投资不是“短视”行为

　　对于老的外资企业，政策给了一些过渡性的优惠，而对于新引进的企业，税负增加的幅度比较高。基于经济的合理性和盈利水平的考虑，是否会影响外资的投资热情，进而转身另谋他地？

　　“去年，我们和很多外资机构探讨，到底‘两税合一’影响有多大。最后达成一致：会有一个不适应期，一个摩擦期，但从长远看，外资机构都不愿意放弃中国这块优良的投资土壤。”孙红伟说。

　　“虽然，周边市场的可替代性国家越来越多，比如东南亚、印度、南美和非洲的一部分地方，他们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有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但仅局限于一些单纯基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而进入中国的制造型企业，在利润不断缩水的情况下遭遇税收上升，他们的投资方向有可能发生改变。对于一些看重中国巨量消费市场的企业，这些威胁都是可以量化的。”孙红伟如是判断。

　　13亿人口，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空间，这个不可预计的增值空间，对外资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在认识不充分、信息不对称、投资环境不理想的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优惠政策引进境外资金取得很大成效。但走过了“投石问路”的阶段，外资的本土化运作欲望越来越强，简单的税收优惠政策所能起到的驱动作用已经减弱，外资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中国成熟的市场、产业环境上来。

　　持类似看法的不在少数。普华永道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主管合伙人王翠萍认为，外资进入中国时，税负早就不是惟一的考虑因素，完善的商业法规环境、高素质而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最重要的市场发展空间，都是外国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的考虑因素。

　　以汽车行业为例。目前，合资汽车品牌占据中国汽车业的大半壁江山，如果内外税制合一，此类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将由15%调整到25%，将意味着他们的财务成本上升，那么，这会不会影响他们在中国追加投资，而增加的成本是否会加进车价或是转移到上、游供应商呢？

　　“我们是开发区注册的中外合资企业，之前享受的所得税税率一直是15%。如果实行‘两税合一’政策，税率将从15%上升到25%，增加了10个百分点，要说没有影响不现实。但一个企业的发展，更要重要的还是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竞争能力。”神龙公司总经理刘卫东在接受采访时坦承。

　　“不会因为税率改变而重新考虑投资额度。中国汽车市场早已经是跨国汽车巨头的重要利润来源，近年来更是纷纷在中国加重筹码，财务成本上升敌不过中国巨大的汽车消费能力。”孙红伟说，“提价也不现实。”“两税合一”对中国自主牌而言，受益匪浅，净利润提升可能促使其以降价来提高竞争力，在此重压下，如果合资品牌再提升价格，削弱了竞争力不说，辛苦抢占的市场份额有被侵蚀的风险。“所以说，3-5年的过渡期至关重要，国家对合资企业将采取逐年递增税率的办法，最终通过3-5年的时间完成15%向25%的平滑过渡。”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称，经过初步测算，对外资企业来讲，从15%增加到25%，增加的税收负担总量一年就是430亿。所以，分五年过渡时期，每年仅仅增加80亿人民币。对于外资企业，包括享受外资待遇的港澳台企业来讲，和他们丰厚的利润相比，这个负担对企业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不会影响他们来中国投资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