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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秀川
美国前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近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把充满变数的中美关系称为新时代的“金融恐怖平衡”。萨默斯的这一观点认为，由于贸易战或金融战将对两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经济上的同归于尽”——因此尽管贸易局势日趋紧张，但谁也不会首先挑起事端。这个理论认为，中国不会停止每月在外汇市场
购买数十亿美元的做法。因为中国停止购入美元将导致美元崩盘，而这又将影响中国经济奇迹赖以存在的根基——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同理，美国也不会因人民币估值过低而实施严厉制裁，因为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利率上扬和经济衰退。
萨默斯的这番言论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用在表述中美关系上和阐述美苏冷战时期的“核恐怖平衡”有异曲同工之意。冷战时美苏双方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因此为避免“同归于尽”，谁也不敢首先发动战争。但这种观念移植到现在的中美关系上显然就不能令人信服。在冷战前期，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当时美苏尚未通过一系列峰会甚至唇枪舌剑来明确双方的关系，而且美苏当时的关系也十分简单，除了在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外，双方并没有太多的经贸关系和畅通的沟通渠道。而今天的中美关系用布什总统的话讲是“非常复杂的关系”，简单地套用“核恐怖平衡”一说显然是不合时宜。
近来，有关中美贸易问题引得国际媒体高度重视，贸易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是很重的，但是有关贸易摩擦不管在哪一种的国际关系中都会存在，并且又很正常。围绕着美中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美国的参议员们非要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然而这样做往往欲速则不达。在结束了中国之行后，原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态度强硬的两位美国参议员的态度已经明显转化。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宣称他们不会强求参议院立即对他们提出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然而在3月28日另外两位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和马克斯·鲍克斯Max Baucus又提出了一项新的提案，该提案要求国会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以便使白宫在与中国磋商汇率问题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议员们看来，中美之间巨额的贸易赤字是件急不可待、而又十分简单的事情，只要提高人民币汇率，赤字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无论是美国商务部统计的2016亿美元还是中国商务部统计的1141.7亿美元都明确了一个问题的存在：就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单一国家的最大贸易逆差，也是中国对单一国家贸易的最大顺差。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首先，美国目前的贸易赤字与严重的制造业失业率是由于美国的传统产业受到新兴市场出口的冲击造成的，并且已经长期存在，但议员们总要有所交待，中美贸易问题就成了他们手到擒来的“挡箭牌”。其次，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绝大多数都是由美国人对中国产品巨大的市场需求所致，中国廉价的商品是美国低收入者的首选，并且这些产品在美国市场很难找到替代品，进一步说明中国商品又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第三，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有83%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大部分以美国市场为目标，其中美国公司获利颇丰。第四，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货币储备”，这使得美国每天进口巨额外国资本来填补自己的预算与贸易赤字。而中国现在是仅次于日本的美国第二大“资本借出国”。只要中国继续执行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中国就需要保持美国货币的稳定。一旦人民币升值，这种状况就不复存在，从而导致美国利率的巨幅飙升，以及美国经济发展的大幅衰退。
美国国会议员动不动就针对中国要采取惩罚性贸易行动，这类措施只会是伤及自己。按照世贸组织规则，提高惩罚性的关税将是非法的，而且贸易又是双向的。一旦爆发贸易战，全球贸易体系将会受到严重损害，而根本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国内的消费远多于它的产出，而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美国若处理此问题时简单化很可能会让历史重现，日元对美元从1971年的357∶1升值到现在的117∶1，升值幅度高达67%，但是日本至今仍然维持着贸易顺差，2005年对美国贸易顺差仍然高达827亿美元。可见，汇率变化根本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对贸易失衡如果没有包括日元在内的亚洲其他货币的广泛升值，美国的赤字将会长期存在，并会转向其他成本更低的出口国。
中美关系无疑将对21世纪的世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布什总统也一直拒绝将中国称为“汇率操纵国”。两国间的贸易纠纷可以在谈判桌上协商解决，这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中美两国一个是全球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另一个是全球最大、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从一定程度上讲中美关系因美中贸易逆差增加而互补性更强，美国的议员们也不必将此问题“政治化”，因为，目前中美关系的确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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