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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奥运经济不论从心理上还是从投资上都在近几年拉动了经济增长，奥运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自己人为“设定”的一个拐点，奥运之后的经济走势变化万端，难以预测。仅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各种隐忧已露端倪。
首先，全球范围的通胀加剧，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中必然面临的一大现实困难。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之中，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对基础资源的需求 可以用“饥渴”形容，从而促使国际石油价格以及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只能在通胀与增长之间寻求某种高危的平衡。之所以是一种高危的平衡，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缺乏维持这种平衡的调控手段。在全球产业链已经基本固定化的今天，过往封闭经济中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都告失效，而最严峻的现实是最需要资源的国家根本无法左右资源价格的国际定价，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将要长期面临的最无奈也最恐怖的前景。稍有不慎，通胀就可能失控从而连锁导致一系列社会灾难。所以，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中必然要面临的一大现实困难。
其次，我国经济很难避免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步入另一个下行周期的影响。去年爆发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已引爆过去数年埋下的全球经济泡沫；次级债风暴迅速演变为全球信贷风暴，而且正恶化为全球经济风暴；美、欧、日经济面临衰退，从而使得依靠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严重冲击。例如，印度不但要采取紧缩措施，遏抑已逾11%的通胀率，还要面对出口放缓的挑战；中国亦正加紧防范外围环境恶化促成的经济滑坡，如调高出口退税率刺激出口。在全球化背景下，次级债危机很可能并不是一次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一个更大的危机周期的开始。它象征着金融为全球市场体系扩张所提供的动力正迅速滑入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衰竭时期。
第三，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据统计，中国最终消费占 GDP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差距极其明显。内需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出口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必须转变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通过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来刺激经济的发展；或者改变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向中游和上游转移，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但这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至少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处境，在短期内难以有根本上的改观。
第四，长期以来，也是在内需不振的背景下，我国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以房地产来说，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之一，近十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导致房地产市场投机气氛非常浓烈，国际热钱大量涌入，目前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存在着很大的泡沫。一旦国际热钱抽走，地产泡沫破裂，中国将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如同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曾经红极一时，最终因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一样。中国为了防止出现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衰退”和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已经把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作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并把稳定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放在重要位置。可以预见，业已形成的房地产泡沫，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步消弥，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最后，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过30年的今天，已经到了攻坚的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存在明显滞后，地方和中央的利益格局需要调整和平衡。还有涉及8亿多人口的“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复杂，社会各层面各领域的矛盾相互交织并逐渐暴露，不稳定因素在增加。这些都会反过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
应当指出：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决策层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减轻阵痛和缩短时间。唯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作者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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