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针对公众关心的“全民医保”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日前表示，我国要建立“全民医保”制度，但需要通过不同形式和不同渠道，最终目标是实现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全国。他表示，目前要实现“全民医保”还有难度，因为各地、各方面的水平不同。(《新华网》3月5日)

　　显然，高部长的这话是针对最近一则媒体报道而言的——据悉，一份“医保扩面”方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方案》已由劳动保障部等部门草拟完成，有望在全国“两会”后予以公布。据透露，该试点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预计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开。报道认为，届时医保制度将覆盖全国13亿人口，真正实现“全民医保”。

　　近年来，“全民医保”一直是一个上至中央部委下到普通百姓都相当关心的热门民生话题，而这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议题或目标正是：将那些社会地位相对弱势、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的无业等人员也尽数纳入到医保制度中，实现真正无遗漏的“全民医保”。因此，无论是此前媒体对于“全民医保”即将实现的欢呼，还是现在高部长对“目前实现‘全民医保’还有难度”的强调，都可视为是对“全民医保”的全覆盖品质，在不同侧面上表现出的的一种重视和关注。

　　无疑，这种重视和关注是必要的，因为既然叫“全民医保”，那么，覆盖上的全民性当然就是其基本和首要的政策底线。但是在这里，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同样也值得和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对于“全民医保”，数量意义上的“全民有保”，是否就是我们关注和期待的全部，或者说，对完整意义上的“全民医保”，除了覆盖范围上的要求外，是否还应该有进一步的质量期待，比如保障本身的程度、水平、公平性等方面的期待？显然，如果我们承认“全民医保”中的“保”，不止是“有保”而且也需要足够的保障品质，除了保数量更要保公平的话，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就不难做出肯定的回答。

　　而一旦以此视角来考察，当前几驾“马车”(体制)并行的医保制度现状，不难发现，其“有保”之外的保障公平性、充分性，并不令人乐观。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在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医保制度设计本身之间，存在严重的等级化，如针对农民只是农民之间的“合作医疗”，在普通城镇市民则是有单位参与的“医疗保险”，而到了公务员这里，则成了政府财政包揽兜底的“公费医疗”(事实上，这三者正是当前医疗保障上真正的“三驾马车”)；其二，相应地，三种医保制度在保障程度、水平上，同样相隔悬殊、相去甚远，比如与公费医疗相比，无论在报销比例还是限额上，就均是其他两者所望尘莫及的。

　　如果说，囿于城乡之间长期分割的体制现实，农民与市民在医保制度上进行分别设计、暂时不便对接，还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公务员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也采取两套完全分割、等级化的医保体制，给予前者特殊的“包养”式医疗福利，显然就说不过去了。因为这样一来，不仅人为地制造了社会群体之间在国民民生待遇上的不平等、有损政府形象，而且客观上也造成了公务员和其他社会职业间流动障碍(公务员易进难出，人员臃肿)，导致公共财政的不必要负担和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有数据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

　　由此可见，“全民覆盖”固然重要，但实际上只是“全民医保”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因此，我们不能就此止步，还应当进一步从长远、理想，也即从构建公平统一、保障充分均衡、无身份差别的医保制度的角度入手，将“全民医保”不断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