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景洲：我是比较早回国的人之一，91年就回到中国，两种模式，一种是政治改革，一种是经济上的改革，企业家比较喜欢稳定的局势，今天和北美的同学交流，我没有在北美学过，在法国过了九年，在比利时呆了一段时间。作为法律来说，中国现在的就业市场，从量的方面有很大的增长，刚才提到，中国的很多合资企业，40多万也好，这些企业的队伍的建设过程当中，很大程度都需要律师，当然没有算过这些队伍当中有多少破产的，延期的，都需要律师，医生和律师吧，生病的时候想到找医生，有问题的找律师，即使是没有问题的话，也可能要找律师咨询。五百强在中国的投资，大约有七十多家外企五百强在中国的投资，这些投资的过程当中，从一个法制社会到中国这样一个亚洲国家，法律上差别很多，对律师的需要多一些，得律师的要求也高一些。再一个，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也需要我们在国外学律师的人来进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可能你不是特别好的专家，因为我感到，你不是这个国家的人的话，很难说你对这个国家的法律了解，不管你在美国学习，是在法国学习，在英国学习也好，你尽管拿到这个资格，也不一定能当专家。

　　另外一方面，从认识上，大家对法律的认识也有所增加了，认为法律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得到认可，法律上的咨询很重要了，原来说有问题找律师，现在没问题也找律师了，增加了市场的需求。再一个，环境的方面，很多的法律出来，不是专门研究这一行的人，也很难了解到今天为止的法律环境，这就需要很多对法律专业的分工问题，环境问题、投资问题、税法问题、劳工法的问题等等，需要专门的国内就业的机会相应增加。我想到国内工作，对律师来说，就是就业，很难说创业，说回国创一个律师事务所，这都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