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一位政府领导感慨地说：“我曾经组织20多家企业与工商银行对接，确定了十几个项目，取得了封闭贷款，可是后来这些企业的还款率只有12%，因上项目而发展起来的企业寥寥无几，这说明对老工业基地企业，不能光看项目好不好。”他认为，企业应先改制，再上项目，否则企业还会陷入不搞技改“等死”，搞了技改“找死”的怪圈。

　　权威数据表明，东北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总指数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2000年在内地31个省份中辽宁省排名第10位，吉林省第18位，黑龙江省第21位。而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市场化指数方面，辽宁排在第15位，吉林第20位，黑龙江省第27位。

　　近些年，不论是投资，还是年度工业产值，政府指令干预国有企业经营活动的现象在东北地区依然存在，加之这里国有资本比重接近70%，东北因此被称为“最后的计划经济堡垒”。

　　政府为企业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刘景林强调：“政府部门与其眼睛一味地‘往上盯’，不如自找差距，做好调整改造的配套工作，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就是当务之急。”他说，黑龙江的一些企业为什么迁往其它地方，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环境不尽完善，造成交易成本过高。这次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国家好的项目、政策能否落实到位，取决于当地的经济环境是否宽松，假如我们的职能部门还是部门利益至上，总想从中分一杯羹，那么势必出现中梗阻现象。所以，面对调整改造，政府部门不能就项目抓项目，就企业研究企业，而应立即着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即将到来的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扫除可能出现的人为障碍。

　　刘景林认为，政府营造良好经济环境要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要尽量退出和放弃资源配置的职能，而将其让位给“市场”，具体表现为撤掉大部分政府部门的审批权，完善和发育市场体系建设，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用市场的力量去调整经济结构；二是要制定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制定有利于国企改制的促进政策，并且抓好政策的落实工作，及时清除政策落实过程中的中梗阻现象。　

　　政府在国企改制中应如何发挥作用？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焦方义教授说，政府应注意解决3个问题：一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安置好从原企业分离出来的人员，这是政府必须要付出的改革成本；二是解放思想，去除“谁动国有资产谁就承担责任”的传统观念，以坚决的态度、果断的措施对中小国企实行“国退民进”；三是对国企改制推进的认识再大胆一些，不要把产改重点一味放到资不抵债的企业上，而对好企业有所保留。

　　哈尔滨理工大学杨文超教授对记者说，政府部门抓机遇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报项目上，搞项目竞赛。看一下破产企业，我们会发现，它们多数都上过项目，有的甚至上过大项目，结果企业还是垮了，有的甚至比不上项目的企业衰落得更快，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症结：体制、机制落后。所以，面对调整改造，政府部门不能一味地为企业寻求血液，关键是要帮助企业恢复自身的造血功能。

　　政府要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

　　近两年，辽宁在国家的支持下，在一些方面先走了一步，为迎接振兴东北国策作了一些有利的铺垫。

　　从1998年开始，辽宁实施国企3年改革脱困计划，使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破产了，卸掉了老企业的包袱；同时，减债也有了效果，东北不良贷款比率在全国是最高的，这两年辽宁下降了7.9个百分点，现在仍然是30%多。而在2000年以前，每年要增加一两个百分点。

　　另外，辽宁花了48亿元实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使160多万国企职工脱离了原来的企业，解除了原来国有企业的包袱，使他们走向了社会。薄熙来算了一笔帐，如果这160万人让企业背着，一年每人1万元就是160亿元，每人5000元就是80个亿，国有企业不仅背不起，很可能被拖垮。社保试点，使相当一批国有企业死而复生。

　　这些措施，令辽宁人多债多的状况有了改善。除了上述的160多万人，国企包括优势企业的减员分流亦减掉了76万人，另外还有大集体也走了几十万人。　

　　这些措施使辽宁经济出现了一些转机，有一些好的发展势头，经济开始提速。2001年GDP增长9%以上，去年增长10.2%，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2%，利用外资年均增长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