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迪

　　国土资源部执法局通报的2006年中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31077件，涉及土地面积近10万公顷，其中耕地4.3万公顷，分别比上年上升了17.3%、76.7%和67.6%。其中，属于去年当年发生的违法行为近96000件，涉及土地面积6.1万公顷，其中耕地2.5万公顷。与2005年相比，涉及的土地面积上升了近9成！

　　在中央出台房市调控政策后，土地违法成为被重点查处的对象。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引起了土地升值效应，升值效应增加了违法者的预期收益，一旦惩处力度跟不上，就可能导致收益成本远远大于违法所承担风险和成本的局面。马克思曾说：“……当有100%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当有300%利润，资本就不惜冒着杀头危险。”这个规律在土地违法问题上同样有效。

　　以土地囤积为例。开发商喜欢囤积土地，因为所囤积土地本身升值带来的收益，比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更简单和直接，那些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囤积的土地，收益甚至已经翻了几倍。开发商要想囤积土地，没有与腐败官员的勾结是很难得逞的。

　　开发商要囤积土地就必须首先拿到土地———这牵涉到一些见不得阳光的暗箱操作。从官员的角度上来看，土地出让的指标是有计划、有限制的，为了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它既有可能采取措施使计划内出让的土地落入开发商手中，也可能违规甚至违法出让一部分土地以获取“额外”收益。这是官员土地违法冲动的起源，能够制约官员违法冲动的惟一措施就是增大它的违法成本和风险，让它有控制违法冲动的压力。然而，遗憾的是，法律惩处力度的疲软不仅未能对官员的违法冲动产生抑制，反而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尽管土地违法涉案面积比2005年整整上升了近9成，从有关部门这次公布的查处结果来看，惩处力度实在太疲弱。在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中，给予相关责任人行政处分1051人，其中地市级干部6人；给予党纪处分2041人，其中省级干部2人，地市级干部9人；给予刑事处罚501人。猛一看处理人数并不算少，但如果平均下来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全部131077件土地违法事件，平均下来，每261.6件土地违法，才有一人遭到刑事处罚。违法土地10万公顷，平均每199.6公顷才有一人遭到刑事处罚。这199.6公顷的土地如果是用来建造商品房的，以2.8的容积率计算，可以建造558.9万平方米的住房，相当于全北京市一年商品房销售面积总和的四分之一！

　　去年，为了昭示执法的严格，国土资源部曾要求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须在当年6月份公开、依法、严肃查处3起以上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年底前要达到8起以上。这种下订单查案的方式暴露出执法部门的浮躁与功利心态。试问，当今世界哪里还能找到这种离奇的执法方式？倘若某地严格监管土地，杜绝违法案件，岂不要完不成查处指标了？

　　开发商囤积土地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确保能够化解如影随形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以免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我国法律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满两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共同利益取向使开发商与腐败官员很容易走到一起，一方利用权力之手架空法律和政策，一方通过行贿换取囤积土地的“安全期”，双方共同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只要政府严格执法，开发商绝不敢囤积土地。

　　因此，土地违法大幅上升，很大程度上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的，当务之急是加大执法力度和惩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