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昨日晚间宣布，自6月20日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液化气、天然气价格不作调整。

　　去年以来，出于抑制通胀压力等考虑，我国对能源品种采取了价格管制措施。其中，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在去年11月上调过一次后一直遭到冻结。

　　分析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油价上涨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是“冷热不均”的，以上游为主的企业正面影响会比较多；而下游包括交通、运输、农业、渔业还有消费者开支等则会增加。

　　⊙本报记者 陈其珏

　　不调价财政压力较大

　　在过去两年中，国际油价从60美元一路上涨到130美元高位。为了避免高油价“灼伤”相关产业并给百姓生活带来冲击，亚洲各国政府今年以来纷纷采取价格管制措施，通过财政补贴抵御高油价侵袭。但随着油价屡创新高，很多亚洲国家纷纷放松了对石油价格的管制措施。

　　今年5月25日，印尼政府率先宣布调高燃油价格28.7%。6月4日，印度宣布将汽油和柴油价格提高约10%，超出市场预期。当天，马来西亚政府也宣布，从6月5日起调整汽油和柴油价格，其中97号汽油每公升起增加0.78马币，即从每公升1.92马币提高至2.70马币(1马币约为2.25元人民币)，柴油价格从每公升1.58马币调高至2.58马币。

　　业内人士称，补贴油价导致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是亚洲各国纷纷放松油价管制的原因。有报道称，印尼、印度、马来西亚三国今年的炼油亏损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而补贴支出已成为政府财政的一个严重负担。

　　作为亚洲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我国尽管财政实力雄厚，但面对日渐疯狂的油价涨势和同样居高不下的CPI涨幅度时，也深感左右为难。

　　此前，为解决国内“油荒”困境，我国一直采取在国内炼油挖潜和在国际上高价进口成品油的办法。海关总署本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5月份进口柴油289万吨，较上年同期暴增了916.5%。其中，5月份进口柴油70万吨，较上年同期高出34倍左右。此外，我国5月份进口汽油338,572吨，上年同期为零。5月份汽油出口较上年同期下降67.4%，至16万吨。5月份煤油进口量53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27.4%。同期燃料油进口量286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17.1%。

　　评论人士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我国在亚洲汽油市场中角色的重大改变——从亚洲最大的汽油出口国变为进口国。去年我国汽油出口量达464万吨，而进口量仅为226998吨。但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国汽油出口量急剧下降，而进口量则呈跳跃式增长。这种角色转变反映了我国在石油安全方面正遭遇严峻考验，同时也意味着财政支出显著增长。

　　更严重的是，在油价管制的情况下，制造业发达的中国等于以低廉的油价补贴全世界。在综合考虑之下，调价终于被提上日程。

　　“事实上，无论调不调价，负面影响都会存在。不调价则财政压力过大、不利于节能减排；调价则会影响CPI涨幅。”中石油集团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市场研究所所长单卫国昨晚对本报记者说。

　　有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当油价长期维持高位后，亚洲各国政府的财政能力终究有限，随着出口贸易顺差的减少，财收已不足以应付巨额补贴。”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余南平这样解释各国放松管制的原因。在他看来，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由于经济仍在高速增长，每年新增1万亿财政收入，对补贴尚且能够游刃有余。但长远考虑，补贴终究不利于节能减排，更不利于高油价的回落，“价格闯关”终究要来临。

　　他同时告诉本报记者，在价格机制未理顺的情况下，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信号作用就无从发挥，企业行为就会受到扭曲。但我国此前仍主要盯住CPI涨幅，对资源价格则采取简单的冻结方式。这样一来，节能减排无法得到真正落实。

　　“此次调价的时机和幅度都符合我们的预期，将扭转因价格扭曲导致的国内成品油需求过快增长的趋势，同时也有助于打击国际原油的投机炒作。”中信建投研究所石化行业分析师杨伟昨晚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说。

　　广东油气商会油品部部长姚达明也向本报记者表示，此次调价的时机选择十分恰当，调整幅度之大则超过了市场预期。预期短期内将释放调价预期累积的市场压力。

　　“与其在体制内补贴，还不如让价格理顺。”余南平同样对调价表示赞赏。他认为，调价一方面有助于减少能源的消耗，从而相应减少国际油价炒作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当年两次石油危机时，欧洲就是借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

　　“某种意义上，此次调价是妥协的结果。”交银控股首席能源研究员贺炜指出，“政府财力毕竟有限，而且在今年国内接连遭遇雪灾、地震等重大灾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确实比较大，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通过上调成品油零售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压力。”